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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曾被同行驱逐 家属质疑“只想要器官”
孙延伟 发表于:2017-4-4 18:07:30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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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属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对亲人罹难的悲痛情绪、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怀疑。有协调员曾被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会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新京报渭南记者 薛珺 摄


清明将至,一则视频在网上悄然走红。视频的主人公叫王璐,来自北京佑安医院,她从事的并非普通救治诊疗工作,而是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触及伦理层面的“新职业”。
近年,在北京部分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悄然诞生,王璐便是其中之一。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在全国,首批协调员设立至今已近7年,他们推动并见证了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去年以来,包括深圳女童罗一笑、媒体人曲昌荣、“椰子姑娘”等,这些被记住名字的逝者,都与器官捐献相关。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不过,在每年有2万人等待新的器官以延续生命的当下,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依然明显,这些协调员们,可谓任重道远。
“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在佑安医院ICU病房里干了5年之后,医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佑安医院也开设协调员岗位。这些协调员多为来自各科室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包含识别捐献者、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助完成整个捐献过程。
王璐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肾脏,来自一位11岁的浙江女孩。
2012年春节,女孩来京与打工父母团聚时,被开卡车的父亲倒车时撞伤头部,造成严重的脑外伤。女孩在佑安医院ICU接受了两周治疗,因伤情严重于事发后第15天失去生命体征,全脑死亡。
王璐记得,女孩去世那天上午,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王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但是到了下午,他们主动找到王璐,同意捐献。“很想回报社会点什么。”在王璐的帮助下,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他们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儿留在北京。
当时,主动为逝者捐献器官的家属还不多见。王璐记得,捐献当天,很多医生赶来为女孩送别,许多人在现场泣不成声。
这位女孩所捐献出的肝脏、肾脏、角膜总共拯救了三条生命,让两人重见光明。像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近7年来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王璐说。
被同行驱逐的“协调员”

拥有ICU大夫经历的王璐,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器官捐献”的急迫。她说,自己在ICU见过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
不过,这份新工作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
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潜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理念,并争取合作机会。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
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驱逐”。
有一次,王璐前往一家大医院,想与相关负责人商谈器官捐献的事情,等候所有患者就诊完毕,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出去”。
还有同行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直言“我这儿是救人的,你是来干嘛的”,似乎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最难过的时候,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她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面对逝者家属,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
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知道此事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小时,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器官”

器官捐献必须取得逝者父母、子女、伴侣等亲属的同意方能进行。来自佑安医院的统计显示,2016年,该院共接到近300个捐献电话,初筛通过后协调员外出共190多次,其中只有40多例达到待捐状态,最后成功捐献仅20余例。
在通过初筛的190多人与达到待捐状态的40人之间,有150多人最终放弃捐献,多半是因为家属不理解。“只要家属有意愿,来一个家属协调员就去讲一次。”王璐说,为一个案例跑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
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记得,去年4月,一位51岁的高血压患者因严重脑出血而脑死亡,医院协调员取得了其子女的同意,但患者的伴侣却不能接受,理由是“不能让老伴在阴间缺肝少肾”。
家属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对亲人罹难的悲痛情绪、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怀疑。
同为协调员的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高杰说,他曾被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会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属的因素,另一重“考验”还包含对捐献者的身体评估。按照要求,捐献只能发生在捐献者死亡之后、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献者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包括年龄低于60岁,原发病为脑外伤、脑出血、颅脑肿瘤等脑部疾病,且无恶性肿瘤、传染病、吸毒史、嗜血细胞综合征等禁忌症等等。
“单枪匹马”变团队作战

为了提高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医院及协调员们也各出“大招”。王璐说,为了与家属更好地沟通,协调员们曾专门出国学习过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来,这些“技巧”能够更好地帮助家属理解何为器官捐献,却很难改变家属的固有观念。普遍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城市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农村的居民更能接受器官捐献。
这些年,社会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国家卫计委曾表示,2010年前后,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占到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几乎为0。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见证成功捐献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璐的直观感受是,相比2010年,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提高了不止1倍。一开始,被患者和医生拒之门外是家常便饭,现在王璐每周都能接到主动咨询及提供线索的电话,佑安医院的协调员也从她“单枪匹马”变成了9个人的“团队作战”。
医院ICU应与OPO建信息系统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名单,全国有165家医院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不包括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医院),北京有20家,其中佑安医院、友谊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安贞医院等均设立了协调员岗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介绍,器官捐献刚开始试点时,全国仅有协调员100多名,截至2015年,这个数字超过1500名,已经翻了15倍。
不过,这个数字仍显不够。虽然不少三级大医院设置协调员,但潜在捐献案例不仅出现在三级医院的ICU中,还可能出现在二级、一级医院。想要协助捐献更多器官,协调员不得不一家家搜寻,但是这种搜寻耗费人力物力、往往收效甚微,即便运气好“撞上”了案例,也可能错过最佳捐献时间。
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透露,尽管友谊医院整体移植例数每年高达上百例,但其中捐献移植仅占10余例,平均每年仍有100多位病人在排队等待肝移植,器官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为此,医院的8名协调员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赶往各医院ICU接触潜在案例,但友谊医院大部分供给器官仍来自外地。现有的8名协调员并不够。
2013年,高杰所在的人民医院开始设置协调员,他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主任医师,高杰平均每天会有1-2台手术,肝胆外科多肝癌、胰腺癌等疾病的大手术,一台手术往往就要持续5-6小时,此外,他还要参加医院会议、科研与大学教学,每周一与周四,要出全天与半天的门诊,手术一直排到晚上,由于“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前段时间他出现肾结石,高烧且尿血。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他没有更多时间联络一级、二级医院。
解决之道在哪里?吴平与高杰认为,单纯增派人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理想的方式是建立各医院ICU与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之间的信息系统,由各ICU定时向OPO报送患者信息。这种机制下,OPO能够主动掌握潜在案例,不用再一例例搜寻,且能更加及时地介入、与家属进行沟通。
新京报渭南记者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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