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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动系统改革更要注重加强党政军政治制度落实
新鲜都市 发表于:2017-8-25 19:20:00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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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到一些单位调研,发现有的地方党委政府把军事机关看作下属厅局,有的把没有参加地方常委的人武部主官排在党政副职之后,有的乡镇人武部不与同级地方党政同等挂牌,加上以往常常碰到军地领导共同参加活动发生排名争议,深感党政军政治制度在有的地方落实不力,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正本清源。

革命时期党政军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铁三角”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认为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鉴于一贯奉行群众路线,我们党在领导军事工作中,又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建立党政军的政治制度,创造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统筹调度军地各种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战争资源。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33年8月,中央苏区除了加强红军和党政建设,还在各县区建立军事部,也就是人武部的前身,平时组织群众武装,战时支援和配合红军作战。
从那时开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三大组织健全,同向发力,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铁三角”,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军时期,党政军民同仇敌犰,井冈山的巍巍翠竹,成为红军的最好藏身之所;
——抗日战争时期,从“地道战”“地雷战”让侵略者心惊胆战到“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衣”,全体军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民族新的长城;
——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武装转身编入解放军建制,老百姓推着如山的小车,抬着如林的担架,配合解放大军作战,上演了人民战争的壮剧。
可以这样说,革命战争年代,党政军的政治制度为党和军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提供了最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从未动摇党政军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生存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后,党虽然把工作重心从以军事斗争为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但始终注重落实党政军一体化的政治制度,稳固党政军的政治架构。
解放后多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级军地领导同时在党、政府和军队兼任职务。比如,广西解放时,张云逸大将兼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政委;再如,邓小平二次复出时,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三职,就是为了从领导上更好地凝聚党政军的力量。
现在,军地各级领导虽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在地方和军队兼任职务,但这种政治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主要形式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担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重要场合的讲话,都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中央发布的最高形式的布告,开头统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地方,省市县党委书记兼任军事机关第一书记,省市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武委会主任,省军区系统一名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地方党委常委会,一名主要领导参加政府办公会,体现的也是这一政治制度。

党政军政治制度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战争年代,由于我们党创造的党政军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威力,就连我们的对手也跟着效仿。
1947年12月,在与共产党交手中,国民党深刻感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军一体化的强大威力,参照共产党的做法,企图利用“总体战”的办法对付共产党。
他们首先在军事上先后成立华北、东北、徐州、华中4个“剿匪”总司令部,分别以傅作义、卫立煌、刘峙、白崇禧任总司令,统一管辖战区内军政大权,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
其次,在政治上实行“强化保甲制度”,明确“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以求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虽然照搬了共产党的党政军政治制度,但由于国民党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终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党政民大团结,最终不得不败退台湾。
和平时期,党政军政治制度在确保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上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对国家而言,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但由于任务属性不同,考评标准各异,很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
有了党政军政治制度,通过在地方设立省军区,让地方各级党委都有军事部,各级政府都有兵役机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军民融合,让军队和国防建设需求及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决策,既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地方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贡献率,又能保证军事建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日益提升的安全需求,从而确保国家既不会因为突出军事工作而影响经济发展,也不会因为突出经济发展而影响军事建设,使之相互促进,双向受益,实现协调发展。

党政军政治制度是确保政权稳定的根本保证
军队是唯一听命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指挥的武装集团。在地方设置了同时接受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双重领导的军事机关,地方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军队就能第一时间跟进掌握。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穿军装的人在,只要发现了损害中央权威或是影响政权稳定的情况,就要按照“三个绝对"的要求,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动用群众武装对突发情况实施绝对掌控,维护中央权威,维护领袖权威,确保政权稳定。
现在很多省军区系统的领导可能还不明白,作为设在地方的军事机关除了协调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还有一条重要职能,就是要通过军队渠道,及时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反映地方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情况。
当然,这样不是说中央相信部队不相信地方,而是设置军地两条渠道,实施军地双向监督,避免掌握情况一边倒。这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熟谙辩证法,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原理,从制度上确保政权稳定作出的科学设置。
当年,毛泽东主席除了使用地方渠道,同时也使用军队渠道掌握地方情况,使中央对各地情况的了解更加真切,更加准确。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野心家、阴谋家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能及时掌握,最终都无法撼动党的领导权威,无法撼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全党全军全国的高度集中统一。
这一科学制度的设立,巩固了党对军地的统一领导,消除了旧时军地各自为政的弊端,破解了“和平时期有枪的怕有权的,动乱时期有权的怕有枪的”的历史困局,也冲破了历代以来容易出现地方势力割据的制度局限,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一道最为关键的“护身符”。

省军区系统是确保党政军政治架构稳固由军队派到地方的重要机构
正是党政军政治制度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党通过建立省军区在各地设立军事机关,确保地方党政军政治架构稳固。
解放初期,随着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建立省军区,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在各地建立军分区和人武部,在乡镇建立基层人武部。
从稳定政权和发挥作用的角度考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尤其对省军区如何在地方开展工作作出精心安排。
在组织形式上,明确各地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是代表国家政权在地方设立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合力完成党赋予的党政军各项工作。
在领导权限上,明确地方党委负有管武装、政府负有建武装、军事机关负有干武装的责任,军事机关同时接受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动用武装力量接受上级军事机关指挥,平时建设协调地方党委政府合力完成。
在人员安排上,明确军事机关领导是党指派到地方做军事工作的代表,军分区以上军事机关主官由军委主席签署任职命令,人武部主官由军委国防动员部主要领导签署任职命令,采取分线而治的办法对军地领导任职实施交叉任命,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军事机关第一书记由上级军事机关任命,军事机关主要领导参加地方常委会由地方上级党委任命。
从这些设置可以看出,省军区系统虽然在党内接受同级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但不是地方的下辖厅局,而是由部队派出的在行政级别上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平行的军事指挥机关,是保证地方落实党政军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多年来,部队经过多次调整改编,始终没有降低省军区系统级别的重要原因。特别是1996年,在县级人武部划归地方十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感到这样不利于稳定党政军的政治架构,又将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

动摇党政军的政治制度就是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由于承平日久,现在有的地方认为和平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抓经济工作,军事工作可抓可不抓,出现了重党政轻军事的现象。
有的地方党委政府认为军事机关的主要领导参加常委会,与同为常委的地方副职领导排在同等位置,再加上“解放军要忍耐”,近年军队干部转业一般降级安排,于是把军事机关看作地方下辖厅局,把军事机关领导当作部属看待。有的县级党委办公室评定县人武部为先进单位,有的按照副处级标准给人武部主官发放绩效,有的把没有参加地方常委的省军区系统主官排在地方党政副职领导、甚至局办领导之后,让军事机关领导感觉受到蔑视,特别是由于乡镇专武干部纳入地方公务员编制,有的地方不懂得乡镇武装部干部要由县级人武部主官任命,存在招录乡镇专武干部不与人武部共同把关,调整乡镇专武干部不与人武部沟通,增派乡镇专武干部分管工作不与人武部协调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军事机关发挥作用。
出现这些问题,使党政军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动摇了党的政权根基,不能不说有的地方领导政治观念淡薄,政权意识缺乏,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党的政权建设,损害党的军事建设。
现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军事机关协调汇报党政领导不见面、群众崇军尚武热情降温、转业干部安置不尽人意、“当兵冷、征兵难”、人武部长替第一书记打架被网络曝光、退役军人感觉被社会冷落等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地方党政军政治制度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军事机关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带来的恶果。
敌人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最强大的。
当年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党政军政治制度,蕴含着团结中国人民崛起于世界的秘密,过去就是凭借这样的制度,帮助我们战胜了许多强大对手。
“欲亡其政,先乱其军;欲乱其军,先惑其心。”这些年,一些西方国家用心险恶地实施“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抨击我们的制度,扰乱军心民心,离间军民关系,恰恰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党政军政治制度的惧怕和忌惮。如果我们自己头脑还不警醒,肆意破坏党政军的政治制度,就正中了敌对势力的下怀。
我们不应忘记,党政军的政治制度曾经帮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更是要传统好这一法宝,凝聚起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国动系统改革更要注重促进党政军政治制度落实
落实党政军政治制度,尤其要结合这次强军改革,从顶层设计开始,对存在问题进行纠偏,进一步明确职权,保持党政军政治架构的稳固。
首先,要理顺军政平行的关系。现在地方都讲四家领导班子,严格落实党政军政治制度,应恢复五大班子的提法,即在现在流行的四家领导班子之后,再加上当地军事机关。政治活动中,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往往能看出领导机关权威,按照党政军政治制度和军队双主官制度要求,同时考虑维护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权威,军地领导共同参加涉及党政军的重大活动,省军区系统两名主官应排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正职领导之后,副职应排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副职领导之后。参加地方同级党委常委会的省军区系统主官,应排在同级党委副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之前。另一名没有参加地方常委会的军事机关主要领导,则要与“军事常委”同等排名。
其次,要对地方党委政府压实国防建设责任。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加强国防建设,既是军事机关的任务,同时也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任务。省军区系统改革后,国动系统的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将更加繁重。在对军事机关完成任务情况进行量化考评的同时,也要将国防建设任务纳入各级党政领导政绩考评体系,并与提职晋升挂钩,引导各级党政领导按照富国强军的要求,一肩担起富民的重任,一肩担起强武的使命。
第三,要加强军地协调。省军区系统要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上级军事机关最新指示要求,协调争取支持。同时要发挥军事机关职能优势,带领民兵发挥生力军、突击队作用,积极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作贡献,为地方经济安全发展保驾护航。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要从落实党政军政治制度的高度,维护军事机关地位,主动到军事机关现场办公,解决具体困难,督促工作落实,帮助军事机关在协助地方实现富民强武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军政协作,保证军地为实现富国强军的目标同向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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