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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与斯大林的两份“密电”
新鲜都市 发表于:2017-8-24 17:38:00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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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醒】内容发布于2017-8-24 17:38,可能已经有所发展或发生变化!

原载《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
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目前所知道的有两份。第一份是西安事变次日发出的,迫使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第二份是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述中发表的有关内容。
斯诺所说的斯大林“密电”
斯诺在其著述《红色中华散记》中,引用了他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后所记的日记,说宋庆龄告诉他:“毛泽东在接到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他们一直在打算公审蒋,并组成一个西北抗日国防政府。”宋庆龄还说,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
斯诺接着还叙述了1938年2月5日他与一位当时“已升任省委负责人”的顾姓共产党员的谈话:“莫斯科的命令到达时,顾一直在上海。命令的措辞毫无商量余地(顾的说法),大致如此:‘立即释蒋,不然就断绝一切关系。’”
季米特洛夫16日来电的原因
斯大林1936年12月13日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了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季米特洛夫又代表共产国际于16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苏联的政策。这种看似多余反常的举措其实有其合理的原因,因为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拒绝了斯大林的指示。
1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其中说:“我们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下列:
(一)推动人民、团体向国民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
(二)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这份电报的内容可以说与斯大林的指示针锋相对。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又一次联合以个人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
14、15日的电报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坚持自主选择,并没有受斯大林13日电报的影响,但党内领导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做出重要决定,就是给国民政府的公开电竟然也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于是,不仅让莫斯科,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政策的自主态度,以及这种自主态度背后的巨大分歧。
由于中共中央14、15日有两份电报都是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当然不得不立刻做出回答,这才有了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而且在电文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这份电报原件的开头表明,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所有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统一回复,而是针对14、15两日,尤其是针对15日毛泽东等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电,目的显然是要纠正那份公开电中所提出的、与苏联政府的态度格格不入的相关政策。为此,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的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季米特洛夫显然急于了解中共中央在收到电报后的态度。
由于签署15日公开电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只有毛泽东与周恩来,而周恩来16日正在肤施苦苦等候张学良的飞机以便早日赶到西安,张闻天与博古没有在公开电中署名,项英留在南方,王稼祥也已经赴西安治病,这使得当时身在保安的毛泽东根本无人可以商量,更不可能执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因此,当时的客观条件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也无法做到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最后所强调的“请速确认”,更何况毛泽东也根本不愿“确认”。
毛泽东对斯大林第二份“密电”不屑一顾
中共中央这份公开电虽然是转给共产国际的,但显然是对斯大林13日电报的公开回答。电报到了共产国际手里,自然也就到了斯大林手里。由于局势危急时间紧迫,因此在季米特洛夫迅速做出回答的同时,斯大林也立刻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也就是斯诺所言的“密电”。当时斯大林完全明白,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决不会起任何作用,亲自出马已经成为唯一选择。斯大林认定毛泽东是在用帮会作风代替党的原则,更是拉拢军事领导人在用枪指挥党,因此使用了“土匪”、“断绝关系”、“公开批判”等多种粗暴字眼。很明显,由于在各自党内的地位不同,当时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心目中,对党这个字眼含义的认识也就难以一致。特别是斯大林当时根本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艰难抉择:其他姑且不论,单就众多公开或隐蔽地在西安工作的共产党人,当然包括高级干部,别说毛泽东公开或暗中接受苏联的主张,即使对事变的支持开始稍显犹豫或软弱,他们在张学良、杨虎城势力范围内立刻就会身陷险境,毛泽东又怎能弃之不顾?至于对两党在西安事变中各自利益的诉求,则更是大同与大异并存。
斯大林“密电”从其性质看,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粗暴干涉和侮辱;从其内容看,是针对毛泽东所坚持的“除蒋”政策;从其逻辑看,是斯大林13日电报的升级与强化;从其时间看,是针对毛泽东等中共党和红军领导人15日以个人名义的公开电。因此,斯大林“密电”到达的日期是12月16日,也就是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同一天。
但是,收到斯大林“密电”并受到人格侮辱的毛泽东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却也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志,历史早已多次证明毛泽东决不是在压力面前低头退却改弦更张之人。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置斯大林13日的电报于不顾,已经摸了一把老虎屁股,岂会怕再次重复?正如前述斯诺所言:毛泽东根本不是惊慌失措,而是“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至于行动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对共产国际不屑一顾的轻蔑回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份拖延了两天的电报表面上是给季米特洛夫的,实质上也是给斯大林的,因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根本无需单独回电。毛泽东以18日的一电回复16日的两电,其隐藏的真实含意其实就是“拒绝接受”。
这份回电是在18日发出的,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改变“除蒋”政策的第二天。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毛泽东不得不在17日放弃“除蒋”政策的主要原因决不是16日来自苏联的两份电报,而是为了红军能够在西安事变的多方博弈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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